经济的人与人的经济
—从《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看天主教的经济观
金涛
0．关于经济这个词
严复曾将economy一词译为生计，日本人将之翻译为经济，后孙中山先生沿用了这一译法。这个词源自希腊文oikonomia，它由oikos（意为家庭或房子）和nomos（意为法则或划分）构成，合起来因此有“治家之术”、“家政”的意思。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写过一本论述家庭管理的书，书名就叫oikonomia。
在天主教的信仰中，economy被特别用来指天主的救赎安排或计划，即天主对自己家庭，也就是世界的管理。为了治理世界，天主必须进入并经由这个世界，与世界发生关联，就此而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无疑是天主与世界关系的最高表达。在神圣的economy中，特别是在耶稣基督内，人的历史与天主的爱联系起来了。因此，如果没有这一economy，人的历史就永远无法与天主的慈爱发生关联，天主的超验性也永远不为人所及。
1．《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的写作时机与目的
《在真理中的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通谕发于2009年6月29日，这是本笃十六就任教宗后继《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后颁布的第二道通谕。这一通谕发布后不到两星期，G8峰会于7月8日至10日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举行。我们知道，此次峰会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世界经济整体陷入衰退，复苏前景仍不明朗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在真理中的爱德》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教会是在利用人们在经济危机中关注经济问题的目光，向世界，特别是向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们传达教会本身关于经济生活的种种观点。确实，我们在通谕中数次看到经济危机这样的字眼，然而，就像本笃十六本人指出的那样，这一通谕并非专为经济危机而作，实际上，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前，该通谕的主要观点就在这位现任教宗的头脑里形成了。
《在真理中的爱德》因此不是一项专门针对眼下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临时举措，而是天主教会对社会经济抱有的一般性态度和观点。事实上，这一通谕不但涉及到人的经济生活方面，也涉及到人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的诸方面。此外，《在真理中的爱德》也非教会颁布的有关社会训导的第一道通谕，在它之前，有《民族发展》通谕（Populorum progressio）、有《关怀社会事务》通谕（Sollicitudo rei socialis），有《八十年来》通谕（Octogesimo adveniens）、有《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等等，而且，梵二公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更是对教会面对社会应有的态度和观点有过经典性的表述。因此，《在真理中的爱德》所做的，就是将天主教在社会训导上的一贯立场运用到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之中。
教会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社会训导，乃在于她认为，向世人传达天主教关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观点和态度，这是福音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在传播福音与人类进步（发展及解放）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透过促进正义、和平与人的发展，为基督的爱作证，都属于福传的一部份”（《在真理中的爱德》，15。下引只标通谕的节数）。在这点上，本笃十六写《在真理中的爱德》的目的，与其它天主教的社会训导是一样的，亦即：“基督宗教及其它宗教若要对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神一定要在公共领域占一席位，即在文化、社会、经济尤其在政治方面。教会的社会训导可以说生来就是为维护基督宗教的这个合法角色”（56）。
2．经济的人
人的经济特征是人的在世规定之一。人作为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海德格尔），他的生命与大地不可分开，人的生命对于大地有一种从属的关系，一种需求的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按照圣经，人之于大地一方面是“耕种”，一方面是“看守”（参创2：15），用通谕的话说：“人可以负责地享用，以满足他们在物质上及非物质上的合理需要，同时尊重受造界本有的平衡”（48）。也就是说，大地是天主给人的恩赐，它供给人生的需要，与此同时，人必须以一种负责的态度来面对他生活其间的大地。
按照天主教的看法，人在大地上的“耕种”，即劳动不但是人为获得生活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人格形成和成熟的过程，梵二公会议告诉我们：“人的劳动，无论出诸自动或由他人推动，直接发源于人的人格。这人格犹如一个印章，加盖于事物的性质上，并将该事物附属于劳动者。”（《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67）因此，人对大地的态度与人对自己的态度不可分开：“人类对待环境的态度，影响着他对待自己的态度，反过来说，也是一样”（51）。
然而，“现代人有时错误地自以为是自身、自己的生命及社会唯一的主宰”（34），人对自身的这种理解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的错误观点，于是“把大自然纯当作一些偶然事物的汇集”（48）。在这种视野下，经济活动成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唯一目标和动力，财富积累成了人们对“发展”的唯一理解。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目前发生的这场经济危机也是人本身的危机，是人对自身认识的危机，或者说，是人生活方式的危机：“人要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经济要付出的代价，经济的失灵也常带来人的损失”（32）。
3．人的经济
要正确地看待和对待经济，必须先正确地看待和对待人，人才是经济的方向和目标：“发展若不是针对整个人及所有的人，就不是真的发展”（18；另参25）。什么是通谕说的“整个人”？整个人即人的完整存在，既包括人的物质性方面，也包括人的非物质性存在（参77），既包括人的个体存在，也包括他的社会关系（参53）。“所有的人”又是谁？当然是每一个人，每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应一样，他们不应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不同，不应因财富拥有的多寡而不同，不应因所在国家的发达程度而不同。
人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核心和宗旨，这就是反映在《在真理中的爱德》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其实经济需有道德意识才能畅顺运作；但并不是任何道德观，而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道德观”（45）。又说：“在发展进行中，必须保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即以人作为发展的首要负责者”（47）。
作为天主教的社会训导，通谕中多次提到的“以人为本”，它并非是一种封闭的人本主义，并非仅从人的观点来对待和看待人，因为就像通谕所说的那样，若“没有了永生的视野，人现世的进步便会窒息。如果人的视野限于现世，人的进步很可能只限于财物的增长”（11）。更确切地说：“真正的人文主义，必须向至高者开放，承认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来自一个召叫”（16）。经济生活之所以要以一种伦理的目光，以一种以人为本的目光来审视，理由就在于，人的在世存在同时也是一被召叫的存在，他的存在必须在一种迈向超越者的运动中才能实现。
4．真理与爱德
本笃十六在他的第一道通谕《天主是爱》中集中地谈论了爱的问题，在现在的这道针对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重提爱德，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这当然居于爱德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天主是爱，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则是作为这种神圣之爱的最高表达（参1与2）。而人性的最后实现，即他的真正幸福，也根植于这种神圣之爱内（参3）；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会认识到，产生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如目前的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或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人类真正进步的条件是财富资源的共享，但这目标不是仅凭科技的进步及权宜的协议可以达成，而必需有爱的力量”（9）。此外通谕还告诉我们，“没有知识的行动是盲目的，而知识没有爱则是无生命的”（30）。
然而，通谕又为什么必须用真理去约束爱德，让爱的行动必须在真理中实现呢？通谕在头几节告诉了我们理由。简单地说，基督徒的爱德关联着耶稣基督，而基督既是“爱”，也是“道”，即逻各斯；在天主那里，爱与真理是无法分开的。如果爱不发生在真理内，不与天主给人的最高计划（economy）配合，就有误入岐途的危险，所以通谕告诉我们：“真理使爱摆脱纯感性冲动的束缚，不致妄顾人际关系及社会上的责任；真理也使爱不致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缺乏人性和普世的视野”（3）。此外，“真理既使人摆脱主观意见及个人感受，使他们能超越文化及历史的局限”（4）。
如何解决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本笃十六这道通谕告诉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在真理中的爱德”的立场：“教会的社会训导全系于‘在真理中的爱德’这个原则，从这原则可引申出一些伦理行动的实践方针”（6）。依这一立场，当我们面对人的经济生活时，首先该重视的便是公义和公益的问题了。
5．公义与公益
可以说，天主教对公义的关注与强调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教会将爱德与真理联系起来的立场。如果说公义是将每个人应得的归还于他，那么，基督教所说的爱德（charis）作为一种使人与天主结合的恩赐，作为一种具有无条件性质的给与，作为一种为他人的善而做出的奉献，它确乎超越了公义，然而，教会同时认识到，爱德对公义的这种超越并非导致贬低公义，恰恰相反，爱德若不首先树立公义的立场，强调公义的基本价值，那么这爱德便是有问题的。教会的这一社会训导清楚地指出，公义是“最低限度”的爱德：“除非我把按公义该给他的先给了他，我就不能说把我自己的奉献给他人。凡真正爱人的，一定先会对他们公道。公义不但不能与爱德无关，两者也不能各行其道，公义不能与爱德分割，公义是爱德的一个固有的因素”（6）。
与爱德和公义的关系相似，推动和服务公益也是爱德的基本要求。当我们讲爱德时，常常着眼于一种面对面的关系，即如何向某个具体的人，如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认识的人行爱心，而对于某种社会性或政治性的事务，这些事务或者涉及民生，或者涉及伦理道德的建设，或者涉及到文化教育，却并不十分的敏感，也没有很大的愿力和动力。然而在实际上，对一种架构性建设和组织的支持和贡献有时候比帮助某个具体的人来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这方式可称为架构性的爱德，甚至可称为政治性的爱德，在性质和功效上并不逊于那不在社会架构内、而直接向近人所实践的爱德”（7）。
由此可见，天主教倡导的爱德，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建立在纯粹意愿之上的爱德。爱德必须与真理结合起来，必须辅之以理性的视野，这样才能使爱德给人带来切实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尘世的利益与超世的利益统一起来，才能将现在的利益与将来的利益统一起来，才能处理好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上面谈到的，不过是天主教对社会与经济生活的一些原则性训导。其实，通谕的大部分分析的是一些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出现的实际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从教会的角度提出一些观点和方案。可以说，我们只要把握到了教会在社会训导上的一些总的原则，对于教会面对社经问题和危机时的具体看法，是很容易搞清楚的。
6．结论：经济的发展与人的成全
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告诉我们，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或者不懂得人间烟火的组织，她肯定了人类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愿望和实践，并且认识到，让人类回到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参14）。现行经济中的生产制度、组织原则以及财富的分配和流通制度，这一切在教会看来都有它们的长处，也有它们的缺点。然而，这并非教会的社会训导最关心的事情，因为那主要是经济学家们的领域。教会关心的，是这些制度和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具体措施是否有助于人的福祉，是否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是否有利于人对自己召叫的忠实。对此教会认为，现行经济生活的种种具体做法既有它们有利于人迈向成全的方面，也有妨碍的因素，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为了兴利除弊，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必须在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中都注意到其中的道德问题：“教会的社会训导一直认为：公义与经济活动的每一阶段都有关系，因为公义常与人及人的需要有关。集资、投资、生产、消费，以及经济周期的所有其它阶段，都必然具有道德意义”（37）。经济上的问题，不能等出现问题后再治理，再补救，而是让“在真理中的爱德”伴随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只有这样，经济才能真正地成为人的经济。
经济的全球化可能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机会，但也可能使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的市场化可能是人们相遇的机会，但也可能使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深，经济的科技化可能是更好地解决人类生存的机会，但也可能使人的道德意识淡薄甚至消失。如何使经济的发展符合人的真正需要，成为人的真正的发展，“在真理中的爱德”或许不应是一家之言！